核风险管控框架（the nuclear risk reduction framework）作为一个旨在管控潜在核危机的政策架构，其核心逻辑在于将降低核风险的重心置于通过协商合作来实质性减少现存的核风险上，而非寻求难以达成的裁军与核军控谈判。在既有研究中，许多学者将该框架视为一个可行、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核危机解决方案。然而，作者在对该框架的基本假设进行批判性审视后，对这种观点表达了异议。作者指出，现有的核风险管控框架向真正希望解决核困境的群体提供了看似有力，但实际上含糊不清，且没有实际效用的虚假承诺。为论证这一点，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核风险管控框架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该框架要求政策制定者拥有在核政策领域难以出现的远见卓识；其次，由于对政策制定者的管控能力过于自信，该框架忽视了核危机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第三，该框架难以为实践提供有意义的政策指导。

在全球权力竞争日益加剧，特别是核武国与无核国之间就彻底废核议题存在重大分歧的背景下，“核风险管控” （Nuclear risk reduction）作为一种旨在管理和削弱潜在核风险的政策框架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该框架立足于一个现实考量，即核大国的核政策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无论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还是民间团体，都不应该将精力过多地放在核军控谈判与裁军谈判上，而是应当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聚焦于如何通过协商合作来实质性减少现存的核风险。要实现核风险的有效管控，各国需要系统性地识别和预防潜在的核风险，并采取措施将其有效隔离（sequestering）。具体隔离措施包括加强核大国与无核国之间的沟通与谅解，以减少双方的对立，共同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核风险管理方案，渐进式地减轻全球范围内的核安全隐患直至各国摆脱“核困境”（nuclear predicament）。尽管核风险管控未必等同于支持完全消灭核武器，但在实践中，核风险管控政策往往会以推进全面核裁军为口号，突出强调降低核风险这一务实举措的重要性。

该文对支撑前述理念的若干核心假设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得出了结论：“核风险管控”可能向那些真正希望解决困境的群体提供了一个看似有力，但实际上含糊不清，且没有什么实际效用的虚假承诺。借助历史研究方法，该文揭示了该框架所面临的三大挑战。首先，开展有意义的风险分析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远见卓识，但这在不可预测且偶发性事件频发的核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核政策领域当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其次，核风险管控框架过度依赖于对复杂技术政治系统的工具性理解，这很可能滋生某种灾难性的认知偏见。最后，作为一项政策纲领，核风险管控自身的概念模糊性使其无法为具体的政治行动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风险及应对措施的概念多样且歧义重重，包括生存威慑(existential deterrence)、升级（escalation）、边缘政策(brinkmanship)以及常规威慑(conventional deterrence)和防御等在内的诸多理论难以被严格证实或证伪，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政策选项。例如，呼吁大幅削减核弹头数量、升级既有核武体系和恢复核试验这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都可以被纳入到风险管控的议程当中。只要核风险无法被衡量，不同措施之间的分歧就无法被解决。因此，任何管控措施都可以被套用到核风险管控框架当中。

（一）认知的局限性

风险并非实体存在的事物或者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认知结构和用来衡量和诠释危险的认知方式。换言之，该思维方式深深植根于一套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特定假设之上。构建风险分析及其衍生的核风险缓解策略的第一个假设认为，所有相关的“风险情境”都能在实际发生前被辨识、剖析，理想情况下还能预先得到妥善处置。因此，风险分析常被视为在以下前提进行操作：世界大体上是公式化的，并且可以被统计分析。推进核风险降低议程的核心要求是，相关参与者首先要能够发现并防止任何“可能的风险情境”真正出现。这要求各方必须掌握充足的知识，以便勾勒出一幅详尽的“事件链图”（event tree），该链图需囊括各种可能的选择路径、失误、意外、误解以及相互作用因素。简而言之，他们必须能够在极其精细的程度上有效地预判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然而，一旦对事件链中的某个分支描绘错误或遗漏，则可能颠覆整体的计算逻辑，使得政策制定者误入歧途。关键问题在于，涉及意图、决策过程、威慑实践以及紧张局势下的临界点等信息常常隐蔽或难以获取，这就使得构建精确的“事件链图”难以实现。

与普遍的国际关系研究相似，核领域并不以可量化风险为特征，而是充斥着偶发事件和“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难以进行准确的概率统计。尤其在核政策的制定中，即使一次判断失误也可能酿成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而常规风险分析对于确保核安全的作用其实颇为有限甚至蕴含风险，因为它仅仅要求行为者针对“已知中的已知”（即我们了解并能精准预测的风险情景）和“已知中的未知”（即我们知道但无法充分预测的风险情景，如潜藏的威胁）做出反应，却忽视了“未知中的已知”（即我们认为已经理解实则误解的风险场景）和“未知的未知”（即我们尚未意识到的风险场景）的存在。

（二）过度自信

支撑核风险管控框架的第二个关键基础假设在于将核武器及其威慑实践视为可以调控的对象，这种观点在量化研究中被描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该假设的存在催生了人们对“人类可以有效管理和控制核风险”的信心。而埃丝特·艾迪诺（Esther Eidinow）认为，风险管控的核心在于对“控制权的认知以及对人类拥有此类控制能力的坚定信念。”尽管许多学者都认同人类能够对国际危机的发生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某些没有造成灾难性结果的危机事件无法通过现有的控制措施和危机管理策略来进行解释。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和苏联防空预警系统的错误警报就曾多次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潜在的危险局面。另外，考虑到古巴导弹危机的完整细节历经三十多年才逐渐明朗，加之现今多数核大国不会完全披露国际危机的全部细节，我们极有可能低估了历史上近似事件的真实数量。这种过度自信倾向致使参与当今核风险管控议程的行为体普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即“运气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三）空头支票

尽管各方普遍认识到有必要对核风险进行管控，但在应对哪些核风险、如何有效隔离核风险、如何解决核风险的外溢影响、如何处理各项风险的时机和顺序等方面，各方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就连最基本的风险场景界定问题，各方都没有形成共识。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概念的风险管控是开放的且缺乏明确指向的象征性符号。

既有核风险管控措施的研究表明，几乎任何不涉及蓄意消灭核武器的政策都可以被视为核风险管控措施。举例来说，某研究提出，为了降低核风险，美国需要投入资源以实现核三位一体（包括陆基核导弹、海基核力量和装备核武器的轰炸机）的现代化升级，核三位一体相互支持极大提高了对手的评估难度，进而降低了核战争风险。然而，又有研究提出，美国恢复核试验将让其他政府相信“美国仍然具有可信的核威慑力量”，进而组织对其他国家进行核讹诈或者核威慑。对于一些人而言，降低核风险意味着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要避免潜在的危机爆发，国家就需要解除高度战备状态或取消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核武研发项目。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导致对手更加胆大妄为、削弱盟友力量以及核武器进一步扩散。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既有核风险管控措施的效用没有一个界定框架，而每一个措施的实践效用又无法具体被衡量。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核风险管控议程包罗万象，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核风险管控议程的不确定意味着各种措施的进展无法得到验证，进而导致政策制定者在核风险管控框架中的行为无法被追责。这也意味着核风险管控框架将有助于核大国运用多元化的手法来引导公众认知，并使公众相信无论核风险管控议程是否具有可信度，其管控措施是否能够发挥其作用，国家自身的核力量总是能够保证国家安全。因此，持续发展核武器库对确保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生存利益至关重要。

该文并不否定具体的外交努力或逐步降低核武器在全球政治中权重的一系列实际举措，也不否定“推行一些常规的管控措施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这一论断。作者认为，诸如安装电子安全装置、维护危机沟通渠道，以及理论上的调整等技术性或外交手段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管控潜在的核危机。

作者认为，核风险管控应立足于更为明确的规范性禁令或具有普适性的承诺，而不是依赖于宣称“核风险管控”议程提供了一种实用、兼顾所有国家利益且非政治化的方法。这是因为，核风险管控框架实际上掩盖了希望保有核武器的国家与那些希望建立无核世界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分歧，也掩盖了核大国进一步扩充核武库和有意制造核风险以确保核威慑效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