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介绍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dual-use 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具体阐述了这种困境的成因。首先，作者从传统安全出发，关注军民两用技术给行为体双方带来的不安全感，提出不安全感的螺旋上升影响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形成。其次，作者从建构主义出发，对安全困境进行了安全化解读，追溯不安全感的社会建构与非常规措施的影响。结合以上原因，作者认为，行为体发言人利用不安全的具体原理动员民众支持安全化动议，从而塑造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动态。鉴于军民两用网络技术的兴起，这项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意义变得尤为重要。

当行为体面对一个使用军（或有害）民两用技术的对手时，军民两用安全困境（dual-use security dilemma）就会出现。该文从传统安全观与建构主义安全观出发，发展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概念。从传统安全的角度看，军民两用安全困境将决策者对对手意图（防御或进攻）的恐惧扩展到潜在有害的民用技术上。尽管对手意图无法确定，决策者也会因为这项技术的破坏潜力而采取措施，进而导致其对手将技术军用，进一步恶化双方安全形势。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不安全感建构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行为体对对手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化标志着这种安全困境的形成。社会决定了一项技术的用途，一旦对手的技术被视作军民两用，行为体的发言人（enunciators）就可以利用这项技术的不确定性直接将其建构为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并向民众证明采取非常规措施的合理性。这将引发对手警觉，诱发连锁安全化反应。这种建构主义分析方法与安全化理论结合，弥补了传统安全困境分析方法的不足，将超越军事冲突的存在性威胁纳入分析范畴，为探索军民两用安全困境奠定了基础。

（一）军民两用（dual-use）

军民两用是指既可以军用又可以民用的技术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开发研究与最终产品。军民两用技术有两种分类方法：根据技术的可转换性，军民两用技术可以分为计算机技术等不经任何修改就可以同时军民两用的技术与需要分别适应两种目的的技术；根据技术的最初用途，军民两用技术可以分为GPS等最初军用而后民用的技术与计算机芯片等最初民用而后军用的技术。

（二）军民两用困境与军民两用技术对安全困境的影响

当前，“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研究、“军民两用困境”的研究、“军民两用技术对安全困境的影响”三类研究存在重叠。

1.军民两用困境（dual-use dilemma）

与军民两用安全困境不同，军民两用困境指国内道德困境。在军民两用困境中，行为体需要平衡一项技术的民用优点与其潜在的有害用途。军民两用困境还会延伸到核技术等军民两用技术供应国的国际战略上，供应国需要决定是否帮助另一个国家获得战略技术优势。

2.军民两用技术对安全困境的影响

当前研究从五个方面关注军民两用技术对安全困境的影响：关注特定的军民两用技术，简要考虑到影响传统安全困境的军民两用特征；使用安全困境的概念探讨网络军民两用技术；讨论网络技术对攻守平衡的独特影响；使用传统安全困境的不安全感来探索网络领域特有的螺旋动力学（spiral dynamics）；明确将核能和太空技术等军民两用技术的延迟和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联系起来。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动态追踪与威胁探讨。作者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军民两用特征视作一个独特的安全困境而非影响安全困境的因素，关注军民两用技术的不安全感来源与其引发的存在性威胁。

（三）军民两用安全困境（dual-use security dilemma）

军民两用安全困境源于军民两用技术的不确定性。根据传统安全困境的观点，由于无法确定对手研发、获取或生产军民两用技术的意图，行为体必须武装自己并与其他行为体结成联盟。这种行为会引发对手恐惧，导致不安全感螺旋式上升，引发军备竞赛，进而诱发战争。

军民两用的安全困境的具体原理如下。由于担心行为体A正在开发的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征，行为体B可能采取以下三种行动之一应对潜在挑战：第一，发展预防性打击能力（preventive strike capabilities）；第二，获取这项技术的反制措施；第三，开发类似的军民两用技术。行为体B采取第三种行动的原因有三：（1）恐惧技术落后，确保防御能力；（2）显示国家的能力（3）赢得国际威望。行为体B的反应将反过来构成对行为体A的威胁，迫使双方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而且，在双方只开发军事应用技术和一方发起先发制人打击的情况下，这种安全困境可能螺旋式上升为暴力冲突。

作者通过将安全化理论纳入安全困境研究，将传统安全理论与建构主义安全理论联系起来。作者阐释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是如何通过社会建构产生的：首先，军民两用技术由社会生产；其次，通过将对手的军民两用技术建构为存在性威胁，行为体得以延续之前安全化动议。这种做法将刺激对手采取非常规措施，导致事态螺旋升级。

（一）安全困境的安全化理论

1.安全化理论

在安全化过程中，行为体发言人与民众之间形成“某物是一种存在性威胁”的主体间理解，这种理解帮助行为体发言人说服民众接受采取非常规措施应对威胁。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安全性是该过程的关键因素，受到使用语言、发言人与“历史上与威胁相关的条件”的共同影响。

2.安全困境的安全化路径

范·里托芬（Van Rythoven）最早将安全化理论应用到安全困境研究，强调安全化动议（securitizing moves）的不确定性与影响。首先，里托芬将安全困境定义为“在安全化动议中，行为体在收益与意外之间的艰难选择”，指出安全化动议的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的关键：发言人既无法确定民众是否接受安全化动议，也无法确定安全化动议的影响。其次，里托芬认为，安全化动议将激发对手的安全化反应，导致不安全感螺旋上升。

作者进一步发展了里托芬的观点，将安全化动议视作对手行动迭代的影响因素，抓住了安全困境的本质。与关注行为体是否武装应对威胁的传统安全研究相反，安全困境的安全化路径关注行为体不安全感的螺旋式建构（表1）。

表1 传统安全困境与安全困境的安全化路径

安全困境的安全化路径基于两方面观点：一方面，安全化动议可能为发言人赢得国内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安全化动议可能促使对手安全化，导致不安全感螺旋上升。因此，行为体发言人面临两难风险。当行为体A得知行为体B将自己建构为存在性威胁且将采取非常规措施时，双方就陷入了安全困境。行为体A将以三种安全化问题为借口实施安全化动议，将B建构为存在性威胁：（1）行为体B将行为体A将建构为存在性威胁的事实；（2）行为体B采取非常规措施的正当理由（行为体A现有的安全化动议）；（3）行为体B对安全化动议的合法化。行为体A的安全化动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常规措施又会成为行为体B进一步将行动安全化的有力理由，从而达到新的安全化高潮。

（二）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安全化理论

在对传统安全困境进行安全化解读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社会进程与行为体发言人共同促成军民两用安全困境（表2）。首先，社会进程决定了一项技术能否被视为军民两用。其次，一旦一项技术被视为军民两用，发言人就能够利用这一点将其安全化。作者强调军民两用安全困境取决于行为体是否将对手的军民两用技术安全化。一方面，通过将这些技术安全化，行为体可以获得安全化动议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行为体的安全化动议又会成为对手安全化动议的借口，引发不安全感螺旋上升。

表2 军民安全困境的传统研究方法与安全化研究方法

（三）军民两用技术的社会属性

知识的生产与分配在建构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社会建构了这些技术的“客观”技术特征及其政治影响。发言人可以宣称民用技术的军事应用潜力，也可以将军事技术安抚建构（pacified-constructed）为具有和平特征的技术。例如，艾森豪威尔提出“发展核技术造福全人类”的理念，缓解美国盟友与苏联的不安全感。其次，通过规范地（去）合法化技术的不同用途，社会规范成为使用方法与技术特征之间的中介。以核武器开发为例，挪威认为核能开发不合法，为将核技术视作军民两用技术施加了额外限制。

（四）军民两用技术的威胁建构

一旦一项技术被确定为军民两用，发言人不仅能够将这项技术及其潜在危害安全化，还能够将其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安全化（见图1）。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技术宣称民用，它依然会被视作存在性威胁。例如，伊朗的民用核技术就被视为以色列视作威胁。具体地说，对手的军民两用技术存在三大潜在挑战：（1）构成战略威胁（2）改变战略优势对比（3）引发国际地位变动。前两项挑战与军事直接相关，行为体可以围绕传统安全问题建构不安全情节（securitizing plot）。第三项挑战可以为对手贴上威胁标签，为非常规措施提供合法性。

同时，这些行动也将成为对手安全化行动的借口，行为体双方可能分配大量资源开发技术的军事应用，依次面临安全化行动、反安全化行动（counter-securitizing moves）、再安全化行动（re-securitizing moves）与安全化高潮，促使军民两用技术安全困境的螺旋动力永久化。以伊朗与以色列核项目的安全化为例，伊朗的民用核项目因其转变为军事项目的潜力以及伊朗官员关于摧毁以色列的言论而被以色列安全化。而伊朗担心以色列的安全化行动将使伊朗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两国陷入军民两用技术安全困境。

图1 军民两用安全困境

近几十年来，网络技术已经在安全化行动中被武器化与军事化，许多国家军队中都开始设立网络司令部。将网络技术视作威胁是社会进程的结果。发言人对网络技术的表述建构了民众对网络技术的看法，推动了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安全化，塑造了网络技术的军民两用安全困境。作者指出，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概念与安全化理论相结合有助于推进网络技术安全的研究。

首先，这种框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军事威胁之外，纳入民用技术威胁的因素。例如，中美两国都将可能获取到敏感信息的进口信息技术（impor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视作风险。第二，该框架强调传统安全困境不关注的经济因素。部分军民两用技术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例如，核技术开发具有促进能源多样化与威胁对手安全的双面特征。部分军民两用技术还存在复杂的交易问题。例如，许多国家面临是否使用中国5G技术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的5G技术将带来可预见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使用国面临潜在的网络安全风险。第三，该框架允许研究者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研究。最强大的网络行为体都为跨国公司，它们的数据库与技术已超过许多国家行为体，拥有造成伤害的能力。当前，许多互联网巨头已开始政府合作。因此，民用网络技术也可以被安全化。例如，社交网络或搜索引擎等传播信息的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被建构为威胁，从而引发并加剧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军民两用安全困境。最后，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概念为网络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即这种困境并非是一种确定性结果。

以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为例，作者分析了中美之间的网络技术安全困境。作者指出，双方对安全化动议的回应与对网络安全的反复再安全化，对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十年来，美国安全化话语强调“重视中国网络安全能力与应对全球风险的必要性”。为此，中国相关部门的各种文件对这些安全化动议做出了政策反应，这些政策助推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减轻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发展独立自主的网络信息技术。相应地，美国政府又发布了相关政策，努力限制华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缘经济空间。这些安全化与反安全化行动诱发双方不安全感螺旋上升，导致中美关系恶化。该文对华为和中国5G设备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表示怀疑，并质疑将华为排除在美国网络之外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事实上，其他国家禁止华为设备进程缓慢，这避免了对华为5G技术的安全化。这反映出网络技术安全困境的社会属性与不确定性特征。

该文提出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概念，在这种安全困境中，行为体无法确定对手技术的用途（防御或进攻），也无法确定对手是否有能力实现其目标。作者强调对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研究需要聚焦不安全感的社会建构与这种困境的国际影响。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安全化理论纳入安全困境研究，将传统安全理论与建构主义安全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军民两用安全困境的安全化理论，为安全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方向，并为未来的网络安全维护提供了政策导向。